规划在先

　　“很多城市想实现低碳目标的初衷是好的，但应该重质量，把低碳理念切实贯彻。”北京清华规划城市与建筑生态设计研究所所长栗德祥提醒业界。

　　在以“低碳”名义的新城市运动中，“目标应该是又好又快，但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把‘快’放在了首位。”栗德祥指出，这样的发展心态并无益处，部分地区主张“大项目快上马”，表现是动辄“数平方公里大园区，计划3~5年建成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设计的时间周期怎么办?施工周期怎么办?”他认为，缺乏缜密的规划，建设是粗糙的，一旦不可持续，反而造成大量浪费。“把‘好’放在前面，一定要给足够的时间。”栗德祥言辞恳切。

　　奥雅纳(中国)咨询服务公司规划发展总监叶祖达也指出，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融进整个城市规划体系，从总体规划开始有比较完整且成体系的阶段性目标。

　　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更旗帜鲜明地提出：低碳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从空间布局来看，涉及新城建设。应考虑人的因素，考虑城市的空间、功能定位，通过城市结构调整，使城市的区域在功能上发生转变。

　　延续了近一个世纪郊区化的美国，终于认识到拥有大块基地的独立式住宅已变得越来越不切合实际，一个家庭维持两辆小汽车的花费太高。蔓延式的分散布局使得城市必然造成过分依赖汽车出行，不利于节省土地、节省能源。

　　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是：发展紧凑型城市。对于大城市，可以中心城区为核心，以公共交通为发展轴，轴上串结次级中心的轴心结构，从而使得能源利用得到整合。

　　此外，把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、建筑布局真正结合起来，才能提高城市规划、土地使用、建筑物基础设施的效率。

　　在探索的道路上，诸多专业组织正试图为低碳城市、低碳城区、低碳建筑的实现寻找更切实有效的方法，康进强调：按照低碳的理念去规划城市成为低碳城市实现的先决条件。

　　公元2010年，翻开“后哥本哈根时代”的第一篇章。能源约束与气候变化影响不可逆转，改变命运，惟有重申自然契约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,世界各国必须进行一场“哥白尼式的低碳革命”。

　　低碳的呼吁之声，成为两次工业革命由碳基能源利用而创造了宝贵物质财富之后的“另一面”。从煤气灯到蒸汽机，高耸的烟囱和隆隆轰鸣的工厂，打破了古朴田园生活，王宫、城墙、集市这些古代城市的典型符号慢慢消逝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，错综复杂的路网和飞奔的车流。

　　显然，让地球家园健康可持续，人类社会需要向低碳模式进化。但必须重申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中关于生物进化的核心观点：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，适应者生存下来，不适者则被淘汰，这就是自然的选择。生物正是通过遗传、变异和自然选择，从低级到高级，从简单到复杂，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、发展着。

　　向低碳进化，而不是退化，这就意味着，达成碳排放下降的约束性指标并不能以牺牲宜居生活为代价——低碳，并非重回原始。

　　英国、日本等国发展“低碳经济”的经验表明，以生活便捷和高质量为前提，通过经济发展模式、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，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是实现低碳社会的载体单元。

　　在中国，一场以“低碳”为名义的新城市运动已如火如荼。

　　低碳新城胎动

　　搭上“低碳”列车，城市的响应热度空前。继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正式启动“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”，并将上海、保定列为首批试点城市后，北京、无锡、杭州、武汉等地纷纷聚焦于此。气候组织也在中国启动了促进城市低碳经济发展项目，具体目标是3~5年内，在中国发展15~20个低碳城市，如德州、贵阳等，建立低碳生态城市网络体系。

　　纵观低碳城市建设路经，均强调技术、政策和公共治理手段并重。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示范作用，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，通过重点工程来带动全面建设。以英国、日本等国家为例，其将交通、商业与公用建筑以及住宅能耗问题作为低碳城市的三大重点领域。

　　然而，同发达国家相异，我国的低碳城市建设应探索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，尤其是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、产业能耗问题不尽相同，在借鉴经验的同时亦有所差别。例如，上海市着重发展节能建筑，通过对建筑的能源消耗进行调查、统计和分析，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，通过进行生态建筑发展的政策研究最终实现降低居民生活碳排放量;保定市则立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、新能源的综合应用。

　　一直倡导“低碳营造、生态人居”的CIHAF中国之家项目总监康进指出，发展低碳城市应“因地制宜”。

　　此外，低碳城市的标准也亟待突破。今年3月，中国社科院公布了评估低碳城市的新标准体系为业内提供参考，此前国内还没有官方发布的低碳经济评估标准。据了解，该标准具体分为低碳生产力、低碳消费、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等四大类共12个相对指标。如果一个城市的低碳生产力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20%，即可被认定为“低碳”。

　　至此，发展低碳城市的理念已经深入城市管理者心中，标准体系也逐步完善，但是否万事俱备?